归来·久别重逢的生态之美⑥ | 草原新生
[19]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载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参考资料》，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412页。
一是财政收入权力的宪法控制。宪法文本三处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序言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中性即要求税收不扭曲资源配置和不影响经营决策，如《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致力于增值税税率的调整与降低。(39)葛克昌：《租税国的危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27)三是国家能对基本权利进行保障和护卫，其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基本义务在先，基本义务并不需要来自宪法上的证立，而是先天有效，是国家得以使基本人权具备法律效力的前提性保障。(54)[美]玛格利特·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平等原则作为形式税收法定到实质税收正义的连接桥梁，税法典编纂应遵循宪法平等原则：一是形式平等上，应一同对待，无论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税法上应形成无差别的平等对待格局，在市场竞争中同等境况者应予以同等税收对待。
虽然国家能力呈现多个维度，但以税收为代表的汲取能力是所有其他能力的基础，也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土地出让收入划转给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推动土地出让收入向房地产税的转型，更好发挥税收可持续性，并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这不仅推动着我国宪法的全面实施，也为学术话语中的宪法实施提出了真切的中国问题，从而呈现出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基本态势。
作为认知的对象，如同学术话语中的宪法实施成为理论研究中的概念群一样，它也在不断被发现和延展出新的意义，带来新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从而成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问题域，并正在生成一种别具一格的中国之治的宪法图景。尽管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传播渠道和论证逻辑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二者都不是自我封闭、相互排斥的孤立存在，而是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其精神实质和理论内涵都根植于波澜壮阔的中国宪法实践和渊源深厚的中国文化根脉之中，并秉持着共同的法治信念和目标追求，那就是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真正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宪法自信。如，自政治话语正式吸纳了合宪性审查这一高度学术化的概念以来，学术界迅速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合宪性审查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宪法学研究中的热点和主流术语。
这不仅是因为，在一般意义上，宪法实施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法治理念、法治形态、法治道路、法治模式，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政治立场、政治体制。制宪之目的就是实行宪法，但事实证明仅仅靠自觉遵守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安定政治的支持和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
法律化实施当然是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但我国的宪法实施体制并不是基于司法中心主义而建构起来的，且宪法中的政治性内容亦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予以实施。这就需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和规则得到全面实施。当然，把宪法实施主体聚焦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仅是因为其行使国家立法权的缘故，更重要的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宪法职权。对于各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则通过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宪法解释工作，健全备案审查制度、依法改变和撤销各种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等途径来予以纠正。
然而，尽管经过了长期讨论和争鸣，对于什么是宪法依然未能形成基本的学术共识，以至于有学者感慨这个命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只有从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良性互动及其演变脉络中，才能深刻理解我国宪法实施的内在机理与运作逻辑，并凝练出真正属于中国的宪法实施话语体系。此起彼伏的学术论争之焦点在于：如何消解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是坚守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追求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严格地理解与实现。二、政治话语中的宪法实施：从问题到问题域由于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与法治的双重意义，这使得宪法实施不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理论思辨中，而且还高频出现在政治话语的表述与论断之中。
而有的学者为了消解宪法司法化可能引发的违宪审查纷争，则从策略上主张将其局限于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宪法上的公民私权冲突，即通过宪法的私权诉讼来实施宪法。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在学术话语中，宪法实施既是一个理论范畴，因而概念本身成为学术解读与研究的重点。
它把价值与规范、历史与现实、经验与逻辑浓缩于同一论域之中，把如何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之问、实践之问、时代之问统摄于同一主题之下，在整个宪法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统领性的意义。当然，宪法实施话语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归纳或逻辑演绎，而必须以当代中国生动鲜活的宪法实践为基础，以宪法实施中的真问题、现实问题为中心，否则，将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通过对基本权利进行的以宪法文本为中心、以规范为导向的教义学研究，使宪法学作为法学的学术品格日益凸显。党的十二大则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正式载入党章，并强调特别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但是，远离了深具本土特色且主导宪法实践的政治话语，简单依托比较法资源而展开的理论研究，也许在塑造和凸显宪法学的专业性方面成效是显著的，但其对现实的解释与回应能力却明显不足，在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方面更是乏善可陈，由此使得学术研究中的宪法话语和政治实践中的宪法话语难以兼容和贯通，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张力。其次，将宪法视作实现过渡时期目标任务的总章程，意味着宪法本身并不构成国家建设的主要目的，也不具有自身独立的内在价值，而只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一件有力武器。基于对我国宪法的生成逻辑、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的深刻洞察与科学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宪法实施、怎样加强宪法实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强大思想感召力、理论创新力、实践引领力，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是认识和提炼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引。同时，基于历史教训，1982年宪法开始着眼于从制度角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其不仅对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作出了庄严宣示，而且还专门确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依据。
因此，宪法实施的过程既是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过程，也是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过程。综上，宪法实施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关于宪法实施的一系列理论言说、制度规则、实践经验的系统化集成、逻辑化凝练、总体性认知，它以思想为内核，以语言为载体，集中展示着宪法实施的精神实质和时代特征。
首先，过渡性虽然可以大大增强其现实针对性，却又会削弱其稳定性和持久性一方面，2008年4月29日《条例》生效前夕，国办发出《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单位)要按照条例的要求，把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纳入本部门(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在2008年10月底前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如果是后者，那实际上等于把《条例》是否、何时适用于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裁量权交给了行政主管机关，有推迟甚至架空《条例》实施之虞。[50]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草案·说明·理由·立法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这当然不是说第三、四步不重要，但前两步无疑更能体现法院到底能不能、愿不愿审查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案件。[58]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信息公开就须抛开《条例》特事特办或者入条例化将侵犯其自主经营空间。法院认为这属于通信公司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运作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不是政府信息。尽管部分法院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放弃审查，但不少法院展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要么超越《条例》第37条及相关实施办法的列举领域，借社会公共服务和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等实体标准扩大适用范围。
再如，厂务公开、校务公开问题，也可以规定在相应的单行法中。早在2008年5月底，北大法学院三位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和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国行政法上，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的关键差异在于仅有前者受到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的约束。因此，尽管将公共企事业单位同行政主体一并作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是朴素的良好愿望，但处理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公开义务主体的问题，要从理想化的状态中走出来，正视现实、立足现实。
第二种否定理由是相关具体实施办法设立的投诉、举报机制排除司法诉讼。全国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专门的规定。
10年过去，该项规定依旧停留在未完成时。如在程某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64号)中，被告辩称自身并非第37条所指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理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第28条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直属事业单位，其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办法执行，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制订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在王某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津02行终403号)中，原告申请公开公司内部的购买房屋申请、审批文件，法院认为这属于企业的内部管理信息，判决不予公开。[22]参见《安徽省办理政府信息公开举报暂行办法》《吉林省政府信息公开投诉举报受理办法(试行)》。
有学者指出最高法院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将《条例》第37条中的参照执行界定为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法规授权，进而明确其行政主体地位。[6]参见前引[1]，后向东文。
[65]《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第1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供电企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电力监管机构投诉。在冯某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5]浦行初字第108号)中，法院支持被告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与第三方的合作信息。
比如2015年至今，针对政府网站的建设和信息公开情况，国办已牵头组织了一次普查和多次季度抽查。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此轮修法从我国信息公开实践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出发，将信息公开主体限定为特定范围内的行政主体，强调其行政性，即作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单位，应当是行政性的单位，而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不应该包括所谓的公共企事业单位。